2019年3月4日，新京报举办的2019全国两会经济策在北京举行。
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为总要求，其中产业兴旺居于首要位置。那么该如何振兴乡村产业？不同地区如何选择产业？在发展过程中如何破解“人、地、钱”的瓶颈制约？
3月4日，新京报邀请来自学界、企业界的代表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杨德才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凯凯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恺，共同探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。
话题1：乡村振兴如何选择产业？
全国政协委员、凯凯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恺。她认为，乡村振兴的产业选择，就是把家乡的好东西挖掘出来，把产业做成特色。
杨德才：乡村振兴没有固定的模式，要因地制宜。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千差万别，乡村振兴、“三农”问题也是千头万绪，所以产业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。
我曾经调研过贵州正安县的吉他产业形成模式。正安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，起初一些去外地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，成为了正安县吉他产业的开端，现在正安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吉他生产基地，每年双十一电商节一天卖出的吉他就达到十几万只。
这就是一种乡村振兴模式，外地务工人员回乡，把在外地学到的技术带回来，通过本地相关政策的扶持，带动乡村共同创业，形成一个示范效应，渐渐形成产业集聚，做大产业品牌，带动当地老百姓走向富裕道路。在一些发达的地区，例如浙江安吉鲁家村，采取“ 田园综合体”模式，实现“ 生产、生态、生活”的“三生”集合，我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个“生意”，实际上是“四生”集合。
对于发展壮大乡村产业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，发展特色产业、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、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、推进“互联网+农业”。我认为，各地在推进“互联网+农业”中需要结合自身条件，“互联网+”后面要有优质农产品，其本身在市场上已经有一定知名度。目前部分地区农产品趋同，绝大多数质量不高或名气不大，产品在市场上非常容易被替代，这样的话，“互联网+”并不是轻易能实现的。另外，推行“互联网+”还要求农村基础设施跟上，首先要通互联网，其次是快递物流的覆盖面要足够广，目前不少农村地区这些方面的基础设施还不够。
刘守英：我长期在跟踪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，湄潭选择的是茶产业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有技术基础。历史上，湄潭曾经有茶实验场地，另外浙大西迁湄潭办学期间，师生有喝茶习惯，曾经请来师傅炒茶。原来的荒山变成什么非常关键，湄潭选择的是以茶为主，原因是原来有技术。从历史角度来看，乡村的产业主要分为两大部分，一是农业，二是副业和乡土工业。产业要兴旺，首先农业不能丢；其次副业的经济活动要多样化，乡土工业也要发展。
发展农业，最关键的问题是提升单位土地的回报率。单纯增加土地规模并不能起到作用，需要在适度规模扩张基础上，加上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变化，包括土地、劳动、技术、市场、企业家、资本等要素。农业这个产业要跟其他产业一样发生生产要素的裂变，这些要素真正在农业里面能够组合起来，缺一不可。
在农业之外，还需要思考乡村有哪些产业是可以成长起来的。产业来源可以有两个方面，一是来自于城市对乡村的需求，二是来自于技术变革。我现在在研究快手APP，快手里有200多个贫困县，这些地区的人在快手平台上发布内容，例如卡车司机开车，或者农民在山崖上种菜，这是技术的变化带来农村产业的变化。还有，城里人开始对乡村传统产业里一些独特的产品产生兴趣，例如体验田园生活，都可以形成发展产业的契机。另外，农村产业也可以转型升级，例如日本的一个村里，琵琶可以有五六百个品种，这代表产品高度复杂化、独特化，是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。
李恺：我来自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，是一位贫困地区的政协委员，我是一个种土豆的人。刚开始的时候技术人员做马铃薯脱毒技术，给农民宣传这是我们脱毒的马铃薯，技术人员给大家介绍说，这是马铃薯、这是洋芋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洋芋、土豆、马铃薯三大产业。
甘肃很穷，但好东西特别多，西瓜、樱桃、核桃、大枣、马铃薯都是非常好吃的，我们的马铃薯跟南方的马铃薯味道真是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，乡村振兴从产业方面来说，最主要的是要把家乡的好东西挖掘出来，要把产业做成特色。
话题2：产业应该如何成长？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。他认为，要让农民富裕起来，农业一定要规模经营。
刘守英：农村地区选中一个产业以后，需要持之以恒，将产业规模慢慢做起来。形成规模之后，这一地区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优势，市场就可以做起来，随后企业家也会进来。企业家进来之后，会做技术、做研发、做加工，接下来产业链条开始延伸，也开始有利润回报，产生品牌等。
乡村的产业成长，光靠政府做引导，或者仅仅是政府和企业联手，还远远不够。一个地方能长成成片的产业，多数是有一定市场基础的。云南昭通有一个以皂角米为主导产业的地方，一年产值达到10个亿。最初是这个镇的农民在当地收皂角，进行加工；之后需求增加，就去全国收，慢慢当地成为全国皂角米最大的生产基地。这一产业模式最初是由市场来做，市场做到一定规模以后，要使得这一产业变成当地的主导产业，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，政府要解决扩大规模的问题。光靠市场解决不了成规模的种植问题，政府要说服农民，给农民一些优惠措施，如教育、培训、防风险，慢慢把规模做起来，把市场做得更大，然后才是企业进去。
党国英：要让农民富裕起来，农业一定要规模经营。举例来看，一户农村家庭有10亩地，如果种谷物，一年充其量劳动两个月，劳动时间可能只有城市白领劳动时间的1/5，这种情况下，让农民和城市白领收入一样高是不公正的。如何让农民的劳动时间不是两个月？那就不能是10亩地，一定要搞规模经营。当然，不是说农民不需要兼业，发达国家的农场主，兼业带来的收入也非常重要，但兼业的前提是农业本身要通过规模化经营提高效率。
李恺：我刚开始只做马铃薯，从马铃薯脱毒苗、原种到一级种的种业全产业链，前几年确实能挣钱，这两年大家都做，我们利润空间就非常小了，我们公司也想转型一下，怎么转型？目前主要是与农民进行产业链的合作。公司通过“企业+基地+合作社（种植大户）+农户（贫困户）”模式和农户达成订单合作。我们主要找农户大户，例如300亩、500亩、1000亩甚至几千亩的大户，他们用30%的价格就可以拿到种子，技术由我们公司提供，包括农药、化肥的配比等，农民只需做种植和收获的管理过程。收获之后，公司将土豆收回来，再对接下游的食品公司，例如上好佳、达利园等这些大公司。这样既能提升农民的收入，又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了。
话题3：乡村振兴人才从哪儿来？
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杨德才。他认为，农民回乡还是留城主要是市场起作用。
杨德才：乡村振兴，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，乡村振兴肯定要有人才。现在主要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，一般分成几类：生产经营型、专业技能型、专门提供服务型等。到底农民应该进城还是回乡，需要辩证地看。目前还有6亿人在农村，因此农村人口需要继续减少；同时，还要向农村加人，增加新型职业农民，有技能、能够带来“六种要素”的人，在减少人口规模的同时加入一些新的生产要素，才能实现乡村振兴。
目前，政府号召进城打工的农民回去，一些农民不愿意回去。有些人到长三角、珠三角打工很多年，已经适应城市生活，在城市找到了赖以谋生的职业或一技之长，除非农村有更好的发展空间，否则不会回去。
另一方面，如果打工人员都回乡，城市也会出问题，城市里大量服务业都是进城打工人员提供的，他们一走，城市生活会非常不便。其次，农民工大量回乡对城市制造业也会产生影响，尤其是对中小规模、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影响非常大，这些产业的技术升级尚未到完全使用机器人的地步，主要还是依靠务工人员。我的看法是农民回乡还是留城主要是市场起作用。
党国英：农村的人口不能太多，乡村振兴总体上还是人要走，不是人要回去。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大概在3亿-4亿的水平，3亿农村人口有1亿搞农业，2亿人是住在农村搞非农业，这是有利于乡村振兴的人口布局。
话题4：乡村振兴钱来自哪里？
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。他认为，解决农村金融问题，关键的两点是提升农业回报率和改变贷款抵押品。
李恺：我们这样的农业企业贷款，银行不要说不贷，就是只把原先贷的钱收缩一下，我们就当场过不下去了，让农民怎么办？农民就更没办法了。
因为农业周期长、回报低、自然灾害等风险高，这个过程中银行在资金上稍微收缩一下我们就死了。关于金融机构支持农业企业融资，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好的政策，但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位。
刘守英：关于农村贷款难的问题，首先要研究的是，为什么大多数农民不贷款，也就是为什么农村贷款率如此低。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业经济活动的回报极低。
其次，目前中国农村的贷款模式并不针对新的农业产业、新的主体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贷款以土地作为抵押。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作为抵押，农民能拿到的资金有限，农业大户也就5万、10万，但是他需要上百万才可能把产业做起来，这不是原有贷款机制能解决的。
目前中国农村的贷款来源，靠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是不划算的，宅基地又无法作为抵押品，所以农民无法用新的方式去获得贷款。外部企业想要进入乡村投资，大的投资也只能依靠自有资金。因此，要解决农村的金融支持问题，关键要解决两点，一是提升农业回报率，二是改变贷款抵押品。
话题5：土地制度如何改革？
刘守英：最初在湄潭搞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地”试点，60万亩荒山，多的人怎么办？当时拍卖荒山，卖掉了。
在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背景下，只要增一个人就要多分一块地，减一个人就要减掉一块地，但这种安排会导致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增强。在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、城市社会的过程中，农民与土地的代际关系需要“切一刀”。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家庭内部不断细分土地的制度，不断增加人口就意味着不断依赖于土地。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地”这一体制安排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把人从解决糊口、解决生计的土地依赖中解脱出来。所以才有湄潭后来60万亩的茶，一年88个亿的产值，湄潭靠这个活着，不是靠一亩三分地在活着，湄潭的经验证明一定要“切这一刀”，而且“切这一刀”是有好处的。
另外，从成本来看，不再分地的方式和不断分地的方式相比，长期成本更低。农村人口增速也在放缓，从目前我国乡村生育率、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来看，实际上农村人口“增人”的部分在减少，因此，不断分地的成本是在上升的。
如果土地改革不能在成员权问题上取得大的突破，大家犹犹豫豫，整个农村、农民和土地的关系，乡村结构的改革就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我主张在土地这件事情上，尽管对有些人可能不太人道，但是必须“有一刀”。
党国英：农业要有规模经营，土地要连片经营，这需要土地的稳定。我曾经在江苏访问一位农民，他说，如果将土地交给他来经营足够长时间，他可以不要国家的土地整理经费，自己掏钱整理土地。老调整，农民想租地搞长期经营都没有可能性，对农业伤害很大，所以一定要稳定。
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赵泽 校对 柳宝庆
